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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與空間極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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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2022-05-19 15:48作者:吳文智 趙磊來源:《旅游科學》

0 引言

城市既是經濟增長的主要載體,也是旅游活動的基本場所?!奥糜巫尦鞘猩罡篮谩?,已成為創新城市形象,弘揚城市文化和打造城市品牌的切實體現。旅游業作為銜接城市自組織與他組織演化互動的代表性部門,主要功能指向活化城市元素、挖掘城市價值和繁榮城市經濟。因此,關注城市旅游發展的運行規律和空間分布,將旅游經濟活動研究領域延伸至城市層面,不僅可以深化城市旅游研究體系,而且能夠為城市旅游業均衡發展策略的制定提供學術參考。理論上,旅游業供需關系受資源稟賦、基礎設施、交通條件和市場范圍等旅游業發展條件的影響,而這些條件有不同程度的城市異質性,必然會導致各城市的旅游經濟活動呈現空間非均衡性變化。所以如何通過識別城市旅游空間特征,縮小城市旅游發展差異,是尋求并拓展城市之間協同發展路徑的應然性學術思考。

國內研究者對不同空間尺度下旅游經濟的非均衡性特征進行了刻畫,并且對其形成的地理差異原因給予了理論闡述。但問題在于,現有文獻主要采用傳統基尼系數或絕對差異測算方法對旅游經濟總體差異進行定量刻畫,囿于以上方法的現實弊端,此類研究不僅無法有效識別地區差異的來源,還忽視了子群(樣本)分布狀況(異質性)及子群交疊現象,進而導致學術界對旅游業非均衡發展的理解僅停留在描述階段,無法從根本上揭示旅游業發展非均衡性的真實形態。例如,少數文獻盡管采用泰爾指數對特定區域的旅游經濟時空差異進行整體測算與分解,但僅考慮了子群(樣本)的形態差異,未關注子群的地理分布,在對旅游業發展差異的地理分解過程的認識上存在局限性。與上述文獻不同,李強誼等采用能夠反映子群分布的剩余項Dagum基尼系數對1995-2014年中國省級旅游產業專業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進行定量分解,證實超變密度的貢獻率(群間轉移變異貢獻率)在考察期內呈上升趨勢,從而清晰地解釋了作為可以表征地區間差異的子群交疊分布對總體差異下降趨勢具有持續貢獻,但剩余項Dagum基尼系數僅能表征樣本偏離均值的離散程度,其所度量的空間非均衡程度只顯示平均差異。極化與非均衡存在本質區別,反映的是異質性子群聚集而產生的對抗現象。極化是旅游經濟要素動態集中在地理空間上的現實表達,并且呈現同一極化層地區差異趨同,不同極化層地區差異分異,是一種對旅游業發展水平地區差異的深刻認識和精確測度。在統計學含義上,極化強調所有成員圍繞樣本局部均值成聚類式分布,而普通非均衡抹殺了子群聚類運動,只關注所有成員偏離全局均值的離散情況。由此意味著,空間非均衡作為旅游業發展水平地區差異的典型形態,倘若其中伴隨著潛在子群的極化(對抗)現象,將嚴重考驗現行旅游業發展政策的有效性,所以為了避免政策失真導致地區旅游業發展水平差異不斷加劇,應當對中國旅游業發展的極化問題展開多維研究。然而,僅有少數文獻對旅游經濟發展的極化程度進行量化分析以旅游需求和就業為基本量化指標,測算英國旅游經濟發展的時空極化和內部重構問題,并指出旅游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是導致英國地區經濟發展出現差異的主要因素;Gamez等分析了墨西哥在服務業國際化及國內市場一體化過程中,旅游經濟發展極化形成的機理,并指出旅游經濟增長極的出現對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重構作用;Scuderi利用Esteban-Ray指數測度了意大利內部主要旅游目的地之間的兩極分化程度,并刻畫了極化現象的演進過程。另外,趙磊等對中國旅游業發展的極化現象進行了定量分析,但研究對象主要面向省級樣本,忽略了省內城市的個體性差異。
因此,本文對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與空間極化展開較為系統的測度,研究貢獻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分別采用泰爾指數和兩類基尼系數子群分解方法對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進行測度,由于兼顧子群交疊分布問題,采用上述方法能夠識別出旅游業發展水平地區差異的來源及不同來源對差異的貢獻度。第二,依次構造能夠反映兩極分化與多極分化程度的4類極化指數,對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的空間極化程度與趨勢進行全面解析。第三,將中國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的量化研究推演到城市層面,并且基于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需要,按照“四板塊”和“八區域”新型劃分標準對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和空間極化進行定量分析,有效彌補城市旅游業空間非均衡分布量化研究的空白。

1 研究

1.1 地區差異的測度方法

在不平等分解思維中,方差、變異系數和泰爾指數等大部分指標的子群分解公式均為唯一,而基尼系數子群分解方法卻有多種,因此成為空間非均衡測度的熱點方法。區域經濟差異子群分解的核心思想在于,可以計算群內(地區內)差異與群間(地區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程度,從而精確識別差異演變的主導來源。本質上,基尼系數子群分解公式包括群內差異貢獻率與群間差異貢獻率,再加上一個可能的剩余項,即滿足可加可分解性,其中群內差異貢獻率為群內基尼系數加權,群間差異貢獻率則為各子群算數平均數計算出的群間基尼系數,剩余項由各子群之間可能的交疊產生。
1.1.1 泰爾指數
作為廣義熵指標體系的一種特殊形式,泰爾指數被廣泛運用于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測算,并且可用地區收入份額與人口份額之比對數的加權總和進行表征,其中權數為地區收入份額。泰爾指數可以考察群內、群間差異的變化趨勢及其對總體差異的貢獻份額。泰爾指數子群分解公式(略)。

1.1.2 M-S基尼系數

根據Mookherjee等的分解思路,M-S基尼系數子群分解的常規方法為:分別求出群內差異貢獻率與群間差異貢獻率,其中群內差異貢獻率為群內基尼系數的加權加總,群間差異就是群間基尼系數,同時再分解出一個可能的剩余項。在上述分解形式中,剩余項僅被視作一個用以維持等式平衡的項,而其精確含義并未得到解釋。具體分解方法(略)。

1.1.3 Dagum基尼系數

與未解釋分解后剩余項的傳統基尼系數子群分解思路相比,M-S基尼系數子群的三項式分解顯然能夠提供較多子群樣本信息,所以對不平等理解的解釋能力較強,并且前兩項也具有明確的經濟含義,但剩余項R對總體差異G的解釋仍相對模糊。為此,Dagum基尼系數子群分解方法利用經濟富裕來解釋群間差異,相比M-S基尼系數子群分解方法更具說服力。近年來,諸多研究者開始引入Dagum基尼系數對經濟變量的地區差異予以定量測度。例如:Filippo等利用Dagum基尼系數對意大利收入分布和貧困變化的地區差異進行了量化分析;Han等采用Dagum基尼系數對中國農業生態效率的區域差異進行了定量測度;聶榮等、劉華軍等、李強誼及黃杰也用此方法分別對收入分配、能源強度、醫療支出和綠色發展效率的地區差異進行了量化分析。Dagum將總體基尼系數分解為群內差異貢獻、群間凈值差異貢獻和超變密度貢獻3項。具體測算過程(略)。
1.2 空間極化測度方法
當量化揭示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時,測度不平等或非均衡的相關方法只能反映不同地區在經濟運行方面所表現出的平均差異,而空間極化可表征不同地區之間經濟變化的對抗程度,其會伴隨地區間差異性和地區內同質性的增強而加劇。例如,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倘若地區內差異變小,總體差異會隨之減弱,但極化程度可能會增強。因此,作為地區差異客觀存在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極化現象尤其需要引起重視??臻g極化測度方法分為W指數、ER指數、EGR指數、LU指數,W指數可以測度兩極分化,后三者能夠識別多極分化。
1.2.1 W指數
兩極分化是地區經濟空間極化現象的直觀表現,由Wolfson開發的W指數可以用于定量測度地區經濟兩極分化現象,主要以洛倫茲曲線為基礎,與基尼系數高度相關。測度公式(略)。

1.2.2 ER指數

Esteban等通過定義組內認同感函數和組間疏遠感函數對可以表征地區經濟多極分化的ER指數進行測度。ER指數公式(略)。

1.2.3 EGR指數

ER指數假定群內成員具有一致的認同感,從而使得極化估算結果容易出現偏誤。Esteban等對ER指數進行改進,通過引入一個誤差項構建極化測度的EGR指數。測度公式(略)。

1.2.4 LU指數

Lasso等指出,如果子群樣本指標發生重疊時,為了克服缺陷,他們提出了一種新的衡量極化的方法,即LU指數。測度公式為(略)。

2 指標、數據與區域

2.1 指標選取

目前學界對旅游業發展規模的度量主要基于收入和人次兩種指標展開。收入指標可以反映城市旅游業經濟增長總量,而人次指標能夠反映城市旅游業游客活動強度。但就國內旅游統計現狀來看,旅游人次統計指標體系操作性較差,并且普遍存在重復統計,高估旅游業發展規模的情況,所以本文選擇旅游產業專業化指標(國內旅游與入境旅游收入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來度量旅游業發展水平。
2.2 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數和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中國經濟數據庫(CEIC),共涉及31個省份(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共286個地級市,其中安徽省巢湖市除外。需要指出的是,因數據缺失嚴重,本文剔除了與地級城市行政地位等同的少數民族地級區域(盟、自治州和地區)。同時,為了保持數據可得性與一致性,本文將時間跨度設定為2003-2018年,部分城市數據缺失采用插值法予以補充。
2.3 地區劃分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發布的《地區協調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報告所劃分的八大綜合經濟區構想,為了識別區際城市旅游業發展空間非均衡的演變特征,并參考“三大戰略”和“四大板塊”區域發展戰略體系,本文分別從“四板塊”和“八區域”視角對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與空間極化進行對比研究。關于四板塊,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四川、云南、重慶、貴州、陜西、青海、甘肅、寧夏、西藏和新疆;東北部地區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關于八區域,東北地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北部沿海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東部沿海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南部沿海包括廣東、福建、海南;黃河中游包括山西、內蒙古、河南、陜西;長江中游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南地區包括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西北地區包括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3 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

空間的非均衡特征

總體而言,2003-2018年,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空間分布具備非均衡特征,城際旅游業發展絕對差異逐年擴大,但全國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存在顯著上升趨勢。在考察期內,全國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均值為0.1122,有109個地級市高于全國均值,另外177個地級市低于全國均值,云南省麗江市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均值(1.0557)為全國最高,黑龍江省綏化市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均值(0.0043)為全國最低,可見旅游業發展城際差異明顯。以2003年為基期,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旅游業發展年均增長速度最快,為43.63%,而福建省泉州市年均下降4.08%;以2008年為基期,甘肅省金昌市旅游業發展年均增長速度最快,為45.39%,福建省泉州市年均下降4.41%;以2013年為基期,內蒙古烏海市旅游業發展年均增長速度最快,為38.11%,河南省鄭州市年均下降6.46%。

從全國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均值變化軌跡看,除2004年受“非典事件”影響導致數值略微降低之外,全國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整體呈穩步攀升趨勢。在考察期內,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均值由2003年的0.0717增至2018年的0.2095,與2012-2018年相比,2003-2011年全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年均增長幅度較為緩慢,普遍低于10%,2008年僅為1.78%,可見金融危機對旅游業造成的負面沖擊極為顯著。若以2003年、2008年、2013年為基期,2018年全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年均增長分別為7.41%、9.58%、11.56%。
從演變過程看,“四板塊”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演進過程大致可劃分為3個階段:(1)第一階段(2003-2010年),除東部地區略微波動外,其余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均呈上升趨勢(除2004年),其中東部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最高,中、西部地區次之,兩個地區的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變化趨勢幾乎一致,東北地區平均水平最低;(2)第二階段(2011-2014年),中部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最高,東部、西部地區次之,東北部地區仍最低;(3)第三階段(2015-2018年),西部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最高,中部、東北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最低。從具體軌跡看,在考察期內,東部地區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均值由2003年0.0927(“四板塊”中最高水平)升至2018年0.1713(“四板塊”中最低水平),年均增長率為4.18%,而西部、中部地區則由2003年0.0687與0.0654分別增至2018年0.2507與0.2205,分列“四板塊”前兩位,年均增長率分別達9.02%與8.44%,盡管2003年東北部地區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初始均值水平為“四板塊”中最低,但年均增長率最高,為10.46%。此外,若以2008年為基期,2018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部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年均增長率分別為6.38%、9.91%、12.04%和10.29%;若以2013年為基期,2018年“四板塊”年均增長率分別為8.10%、11.23%、15.11%和10.57%。

“八區域”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整體變化可概括為2個階段:(1)第一階段(2003-2009年),“八區域”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均值分別在波動中呈現微弱上升趨勢,但普遍變化幅度較??;(2)第二階段(2010-2018年),“八區域”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均值上升幅度顯著增大。其中,西南地區均值由2003年0.0918升至2018年0.3276(“八區域”中最高水平),而南部沿海均值由初始領先,歷經波動后降至0.1839(“八區域”中第5位)。其余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特征與西南地區基本相似,其中北部沿海與東部沿海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年均增長率基本維持在5.00%左右。盡管西北地區年均增長率達9.41%,但由于初始水平較低,其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水平仍暫處于末位。

4 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

地區差異分解

4.1 整體差異測算

根據泰爾指數和Dagum基尼系數測算公式,由圖1可知,中國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泰爾指數與基尼系數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整體呈“下降-交替-上升”的特征,說明我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具備“前減小、中波動、后增大”的演變歷程。其中,泰爾指數數值大小和波動幅度相對高于基尼系數,說明以泰爾指數衡量的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程度要強于基尼系數。例如:全國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泰爾指數2011年最小值為0.5658,2003年最大值為0.7884,整體標準差為0.0587;基尼系數2014年最小值為0.3569,2003年最大值為0.4826,整體標準差為0.0331。在考察期內,泰爾指數均值為0.6106,而基尼系數均值為0.3883,如圖1所示,在2006-2017年(泰爾指數)和2008-2018年(基尼系數),城市旅游業發展整體差異均低于平均差異水平,其余年份則呈反向變化。泰爾指數與基尼系數年均變化幅度分別為-1.42%和-1.50%,說明以基尼系數衡量的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年均減弱程度略高??傮w而言,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變化以減小為主,歷經微弱波動,近些年則呈現擴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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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區差異泰爾指數子群分解

表1列出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空間分布的“四板塊”差異及其演變趨勢。整體來看,東部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在微弱波動中呈現一致收斂趨勢。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差異變化趨于穩定,僅在2007年之前,中部地區差異以“減小-增大”相互劇烈交替為主,而西部地區差異則以大幅度持續“減小”為主。東北部地區差異具有“先增大、后減小”的變動特征。同時,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彼此呈現交叉變化。首先,在2003-2006年和2015-2018年,西部地區泰爾指數高于中部地區,其余時期則反向變化。其次,2004-2009年,東部地區泰爾指數高于西部地區,隨后呈相反趨勢。最后,在2003-2006年,東部地區泰爾指數高于中部地區,隨后反向變化。另外,東北部地區不僅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弱于上述地區,而且也未發生交疊現象。從泰爾指數年均變化幅度看,東北部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年均擴張速度為2.32%,而東部、西部和中部地區差異年均縮小速度分別為2.78%、1.71%和0.93%?!八陌鍓K”內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對城際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波動態勢與泰爾指數變化趨勢基本吻合,東部地區差異貢獻率以持續減弱為主,中部地區呈現“先增強、后減弱”變化趨勢,而西部地區緩慢攀升,并且西部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平均差異貢獻率(31.43%)略高于東部地區(31.18%),中部地區(28.37%)居第三位,東北部地區(6.22%)最低,這也是由于西部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存在高位,而東北部地區旅游業整體發展保持低水平穩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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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為“八區域”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泰爾指數變化趨勢。從橫向對比看,西南地區、南部沿海和長江中游泰爾指數均值位居前三,分別為0.7690、0.7208和0.6800;而西北地區、東部沿海和北部沿海泰爾指數均值相對較低,依次為0.3233、0.3324和0.3058,說明上述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是影響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的重要或較弱因素。整體上,東北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經歷“先劇烈增大,后微弱減小”趨勢,北部沿海地區差異基本保持平穩,東部沿海與黃河中游地區差異表現出一致的擴大態勢,南部沿海地區差異呈現持續減小特征,長江中游地區差異在波動中出現“先增大、后減小”規律,西南地區與西北地區差異存在“U形”演化過程。從縱向增幅來看,東部沿海、東北地區和黃河中游地區差異年均擴張分別為5.01%、2.32%和1.67%,其余地區差異變化以年均減小為主。在考察期內,雖然西南地區、南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地區平均差異水平相對較高,但年均分別下降0.67%、3.32%和1.24%,而東部沿海地區平均差異水平相對較低,但差異擴張速度明顯。根據“八區域”泰爾指數貢獻率,發現“八區域”內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在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中的貢獻份額變化與泰爾指數變化特征趨于相似,西南地區、長江中游和南部沿海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平均差異貢獻率處于前列,分別為27.05%、21.59%和16.53%,西北地區(2.02%)、北部沿海(3.83%)和東部沿海(5.68%)平均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程度較弱。尤其是,北部沿海與南部沿海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貢獻率年均下降0.36%和5.69%,其余地區差異貢獻率以上升為主,其中東北地區(8.06%)差異貢獻率上升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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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形成的內部空間結構,通過運用泰爾指數子群分解方式,發現無論是“四板塊”還是“八區域”,地區內差異是導致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的主導來源。如圖2所示,“四板塊”與“八區域”地區內差異貢獻率均值分別為97.21%和91.36%,而地區間差異貢獻率均值分別為2.79%和7.64%,由此說明內部差異是制約城市旅游業地區均衡發展的關鍵因素。從貢獻率變化趨勢來看,“四板塊”地區內差異貢獻率持續減弱,而“八區域”地區內差異貢獻率呈現“增強-減弱”趨勢,與“四板塊”相比,“八區域”地區內差異貢獻率相對較小。這說明盡管地區內差異是主導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的核心來源,但差異貢獻率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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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區差異M-S基尼系數子群分解

表3為“四板塊”M-S基尼系數子群分解結果。首先,從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地區基尼系數變化趨勢來看,東部、西部地區基尼系數變化趨勢與總體基尼系數相似,主要以逐漸下降為主,但在后期出現上升傾向,而中部地區、東北部地區基尼系數表現出“下降-上升”交替的變化規律。在考察期內,西部地區基尼系數始終高于總體基尼系數,中部地區基尼系數在2016-2018年高于總體基尼系數,東北部地區基尼系數在2008年和2010-2015年高于總體基尼系數,東部地區基尼系數則始終低于總體基尼系數。因此,西部地區(0.4136)城際旅游業發展平均差異最高,東部地區(0.3492)平均差異最低,中部地區(0.3745)與東北部地區(0.3849)平均差異居中。其次,從M-S基尼系數“四板塊”分解看,剩余項數值、群間與群內基尼系數依次遞減,并且剩余項數值變化特征呈倒“U”形,與群間基尼系數變化趨勢相反,群內基尼系數幾乎未變。結合“四板塊”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來源及其貢獻率,可以判定M-S基尼系數子群分解中的剩余項部分是導致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變化的核心來源,剩余項平均差異貢獻率最高,為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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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為“八區域”M-S基尼系數子群分解結果。從基尼系數變化趨勢來看,除東部沿海呈現“上升-下降-上升”特征與黃河中游存在“微動-上升”趨勢之外,其余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差異演變在整體上多處于波動中收斂態勢,但也需注意2016年之后,大多地區差異存在擴大傾向。從基尼系數大小判斷,除東部沿?;嵯禂档陀?.3000之外,其余地區基尼系數主要處于0.3000-0.4600,均值也基本落在0.3443-0.3878。說明除東部沿海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差異最小之外,其余地區旅游業發展差異彼此交疊變化現象較為普遍。從“八區域”差異分解看,群內基尼系數最小且變化微弱,群間基尼系數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剩余項數值變化特征與群間基尼系數基本相反,除2003-2006年,群間基尼系數稍高于剩余項數值之外,其余時期剩余項數值均高于群間基尼系數。與“四板塊”分解的地區差異來源及貢獻相似,盡管剩余項在M-S基尼系數子群分解中并未被賦予任何經濟意義,但考慮到在分解中剩余項數值相對較高,所以也證明倘若忽略剩余項在基尼系數“群間差異”中的貢獻及其隱含的經濟意義,會嚴重低估群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份額。通過對貢獻率比較后發現,剩余項部分(49.14%)對總體差異的平均貢獻率均高于群間(37.77%)和群內(13.09%)平均差異貢獻率,再次說明剩余項所表征不同組間旅游業收入交疊分布形成的轉移變異貢獻是促使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演變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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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地區差異Dagum基尼系數子群分解

表5列出了“四板塊”Dagum基尼系數子群分解結果?!八陌鍓K”六組群間基尼系數整體呈下降趨勢,說明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間差異具備收斂態勢。其中,西部-東北部(3與4)群間基尼系數均值最高(0.4115),中部-西部(2與3)群間基尼系均值次之(0.3979),東部-中部(1與2)群間基尼系數均值最低(0.3748),說明西部-東北部地區間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相對差異最大,東部-中部地區間平均相對差異最小。另外,東部-東北部(1與4)群間城市旅游業發展差異年均降幅最大(2.39%),東部-中部(1與2)群間城市旅游業發展差異年均降幅最?。?.25%)。從“四板塊”旅游業發展地區相對差異來源及其貢獻率來看,群內相對差異貢獻率變化基本平穩,群間相對差異貢獻率與超變密度差異貢獻率變化趨勢大致相反。同時,超變密度差異貢獻率顯著大于群內與群間差異貢獻率,說明超變密度(剩余項)是主導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演變的核心來源。對于“四板塊”六組群間相對差異來源貢獻大小,超變密度差異來源最大,介于0.5693-0.6395;群間相對差異來源最小,介于0.0737-0.1612;群內相對差異來源居中,介于0.2683-0.2736。群內差異貢獻率年均負增長(-0.54%),群間差異貢獻率年均增幅最大(2.28%),超變密度差異貢獻率年均增幅最?。?.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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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八區域”Dagum基尼系數子群分解結果顯示,“八區域”二十八組群間基尼系數普遍存在下降規律,并伴隨近期上升趨勢。西南地區-西北地區(0.4795)、南部沿海-西北地區(0.4453)、北部沿海-西南地區(0.4376)之間基尼系數均值位居前三位,而東部沿海-西南地區(0.3354)、東部沿海-黃河中游(0.3354)和東部沿海-南部沿海(0.3185)之間基尼系數均值分列后三位,由此可以發現,近年來西南地區、黃河中游和南部沿海代表性城市憑借生態資源、文化內涵和政策區位等優勢因素,旅游業經歷快速發展階段,與東部沿海地區差異逐漸縮小,而西北地區城市囿于產業基礎、區位條件和交通網絡等因素,旅游業發展普遍較為緩慢,進而也導致其與其他一些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差異相對較大。另外,從“八區域”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來源及貢獻率看,超變密度差異來源最大,介于0.2213-0.2934,平均差異貢獻率達62.09%;地區內相對差異來源最小,介于0.0481-0.0617,平均差異貢獻率為13.09%;地區間相對差異來源居中,介于0.0837-0.1276,平均差異貢獻率為24.81%,所以超變密度貢獻率仍在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中占主導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在“四板塊”或“八區域”分組設定下,無論是M-S基尼系數,抑或Dagum基尼系數及其子群分解,均證實剩余項所表征的因子群之間交疊分布而形成的均衡交互影響,是導致中國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基尼系數變化的主要原因。上文已證實,剩余項來源貢獻率,均顯著高于地區內與地區間貢獻率,說明城市旅游業發展在“四板塊”或“八區域”之間交疊程度較高,并且相互交疊所涉城市較多,意味著地區間所屬“高水平俱樂部”的部分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相對下降,所屬“低水平俱樂部”的部分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相對上升,從而分別增強了“高水平俱樂部”與“低水平俱樂部”中旅游業發展相對落后與發達城市之間的交疊程度,地區間城市旅游業發展聚合現象加劇。事實上,當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呈收斂狀態時,僅能說明城市自身旅游業發展水平與全局均值的偏離距離在縮小,但卻無法反映“四板塊”或“八區域”在城市旅游業發展方面表現出的平均差異是否伴隨著部分城市旅游業圍繞某個局部均值水平而聚類分布,或者是以平均差異實現為表征的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空間非均衡性的降低是否以城市旅游業發展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為代價?倘若存在以上情況,即使地區內差異減小,或者地區間轉移變異貢獻率升高,本質上也只是強化了區內同質性。盡管總體差異會隨之減弱,但由于區間異質性分化,極化現象的出現在所難免。

5 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

空間極化分析

為了描述并揭示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的空間極化格局,本文不僅測算了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的W指數,而且還使用測度空間極化程度的ER指數、EGR指數和LU指數對“四板塊”與“八區域”城市旅游業發展的空間極化趨勢進行定量刻畫。

5.1 兩極分化測度
如圖3所示,中國城市旅游產業專業化的W指數在“下降-上升”交替過程中呈現擬合線性下降趨勢,說明城市旅游業發展兩極分化程度在波動中整體表現出減弱特征,但后期存在增強傾向。城市旅游業發展的W指數由2003年0.4207降至2018年0.3234,年均下降1.53%。按時序分析,在2003年-2014年,W指數年均降低3.51%,而在2014年-2018年,則年均增長3.92%,說明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經歷兩極分化持續減弱之后,逐漸轉入強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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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多極分化測度

圖4勾勒出“四板塊”城市旅游業發展三類極化指數與總體基尼系數變化趨勢,發現“四板塊”城市旅游業發展極化過程大致呈“U”形特征,并且在2011年極化效應存在“拐點”,即在2003-2011年,“四板塊”ER指數、EGR指數和LU指數分別從0.3442、0.3333、0.2537降至0.0216、0.0106、0.0158,年均分別下降26.39%、30.41%、26.45%;在2011-2018年,三類極化指數升至0.7958、0.7870、0.5780,年均分別上升87.29%、141.88%、87.14%。根據極化理論,在2011年以前,城市旅游業極核(增長極)的擴散效應明顯,對鄰近城市旅游業發展產生輻射作用。進入“十二五”規劃后,隨著城市旅游業要素資源向局域地理中心不斷聚集,新的空間極核(增長極)開始出現。在2003-2011年,總體基尼系數持續下降,年均下降3.19%,2011年以后年均上升0.43%。通過對比極化指數與基尼系數變化趨勢后發現,2011年以前,兩者變動趨勢基本相似,說明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減弱與增長極城市的旅游業要素資源擴散效應同步,即旅游業發展相對落后的城市以超過相對發達城市的速度在擴張,總體差異在縮小,并且空間分布較為均衡。在2011年之后,極化指數持續上升,而基尼系數先降后升,并且極化指數的變化幅度大于基尼系數,說明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進行“縮小→擴大”演變時,始終伴隨旅游業要素資源強勢聚集。在“十二五”規劃時期,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總體差異減弱過程中,組間對抗程度(異質性)緩慢提高,極化現象開始出現,而進入“十三五”規劃時期,由于城市旅游業要素利用方式和產業發展模式轉型驅動總體差異擴大,極化趨勢逐漸強化,并且極化效應比差異擴張強度更大,多極分化狀態顯現。上述結論再次證明,在極化中發展成為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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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區域”ER指數、EGR指數和LU指數演變趨勢與“四板塊”基本一致,卻在2010年極化效應提前出現“轉折”。2003-2010年,三類指數分別從0.1493、0.1224和0.1105降至0.1046、0.0789和0.0771,年均分別下降4.82%、5.93%和4.88%;2010-2018年,升至0.3215、0.2980和0.2335,年均分別上升15.35%、18.74%和15.14%。對比來看,無論是極化效應強度,抑或極化變化幅度,“八區域”城市旅游業要素資源聚集效應與擴散效應均弱于“四板塊”。

6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旅游產業專業化為衡量指標,在將中國286個地級城市進行“四板塊”和“八區域”分組設定的條件下,分別對2003年-2018年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地區差異與空間極化進行實證研究,以期在微觀層面對中國旅游業發展空間非均衡的主導來源與特殊形態進行定量刻畫。研究結果表明:(1)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在微弱波動中縮小演進,但近些年也存在強化風險。(2)泰爾指數子群分解結果顯示,倘若忽視子群“交疊”分布問題,地區內差異是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的主導來源,但地區內差異貢獻率卻逐漸減小。在“四板塊”中,東部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逐漸收斂,東北部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先增后減,中部、西部地區穩定交疊;而在“八區域”中,盡管地區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波動趨勢各異,但西南地區、南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平均水平最高,并且“四板塊”和“八區域”城際旅游業發展差異對城際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波動態勢與泰爾指數變化趨勢基本吻合。(3)M-S基尼系數與Dagum基尼系數子群分解結果顯示,首先,在“四板塊”和“八區域”中,東部、西部地區城市旅游業發展差異變動特征與總體差異相似,中部、東北部地區則呈現“擴大-減小”互為交替演進特征。其次,剩余項是主導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地區差異演變的核心來源,即剩余項所表征的不同組間旅游業收入交疊分布形成的轉移變異貢獻是促使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變化的主要原因。最后,Dagum基尼系數子群分解結果顯示,“四板塊”六組地區間城市旅游業發展差異存在收斂過程,并且西部-東北部地區間平均差異最大,而“八區域”二十八組群間差異普遍存在減小態勢,但近期也有擴大趨勢,西南地區-西北地區、南部沿海-西北地區和北部沿海-西南地區間城市旅游業發展平均差異位居前列。(4)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兩極分化趨勢在波動中持續減弱后,則轉入逐漸強化階段。多極分化指數顯示,“四板塊”和“八區域”城市旅游業發展極化過程呈現“U”形特征,并且由擴散效應轉向極化效應的過程中存在顯著“閾值”。

本文研究結論為縮小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地區差異,促進城市旅游業協調均衡發展提供一些政策啟.示。首先,在考察期內,盡管在“東部提質”“中部崛起”“東北振興”和“西部開發”現行組合戰略背景下,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迅速提升,并且地區差異整體呈減弱態勢,但進入“十三五”后,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地區差異轉而出現強化傾向,這是因為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四期疊加”,城市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目標倒逼旅游業發展模式轉型升級,但鑒于各城市旅游業資源稟賦、產業配套與交通網絡等發展條件差異,進而導致近期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地區差異顯現擴大風險,所以為了避免因旅游產業盲目擴張致使地區差異繼續擴大,宏觀舉措在于繼續推進城市旅游業發展提質增效,堅持城市旅游業發展差異化戰略,及時推動城市旅游業發展模式由初級傳統觀光向深度休閑度假轉變。其次,本文所識別的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水平地區差異主導來源異于省級層面研究,例如:趙磊等利用M-S基尼系數子群分解方法對中國省級旅游業發展空間非均衡進行測度后發現,地區間差異是省級旅游業發展空間非均衡的主要來源,但本文論證出由組間城市旅游業收入交疊分布而產生的剩余項所承載的地區間轉移變異貢獻,才是驅動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動態演變的主導來源。各級轄區政府可以通過打破地區邊界、制定發展規劃和優化服務供給等行政手段,鼓勵城市旅游業要素資源跨區流動、信息共享和優化配置,尤其是省級政府需要重點為地區間所屬“高水平俱樂部”與“低水平俱樂部”即旅游業發展相對落后城市與發達城市之間的互動交流創造合作條件和制定優惠政策??梢钥紤]在市場共享、客源共推、線路共設、品牌共建和政策共惠等利益共贏方面進行創新探索。最后,極化指數顯示,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極化趨勢呈現“先減弱、后強化”過程,結合城市旅游業發展總體差異演變由弱漸強的特征,本文認為近期應警惕中國城市旅游業發展“過度極化”與“差異擴大”疊加風險,著重增強旅游業發展增長極城市對鄰近城市的擴散作用與輻射效應,通過合理弱化極化效應來實現中國城市旅游業穩健均衡發展。








作者:吳文智,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磊,浙江工業大學管理學院

原文刊載于《旅游科學》2021年第1期,注釋及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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